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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的信息填满了华盛顿的公文夹，重庆表示准备工作在中国进展顺利。史迪威要求知道一系列的细节，从轰炸机燃料口的大小到飞行员是否需要食物和水。但这些沟通被证实不过是披在中国涣散的筹备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外衣，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阿诺德拒绝向史迪威透露行动的真正目的。严格的保密，不畅的沟通，对中国领导人的不信任，遥远的路程以及任务终点不安全的机场混合在一起，可能给杜立特和他的手下造成灾难性后果，随着大黄蜂号一天天驶向东京这种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加。作为任务十分艰巨的证明，亚历山大并不是第一个被派去检查机场的人。史迪威的空中作战官克莱顿·毕塞尔上校，十天前派遣一名中尉乘坐一架老旧的 C-39 运输机执行这项任务，指示他如果被捕就吞下他的命令。 荧光共定位

沟通告一段落，李卓雨和曾子凡离开音乐楼，曾子凡提议去吃饭，李卓雨表示没有胃口。曾子凡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她，说：不准生我的气。

杜立特在距离飞机预定起飞还有几天的时候，组织了对每架轰炸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发给每位飞行员一份写着 24 条细则的清单，内容从保证枪支和炸弹的正确加载到带好地图、航海图、急救箱以及保温瓶装的淡水和打包好的午餐。杜立特希望大黄蜂号能将特遣队送到距离日本 450 英里的范围内。即使特遣队不得不从距日本 550 英里的位置起飞，他预测任务也很可能会成功。杜立特设置了一个 650 英里的最远极限距离。超过这个距离起飞，他怀疑飞行员们的燃料是否能到达中国。一些特遣队员觉得这条消息令人不安。当然这听起来可不像什么好消息，约瑟夫·曼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无论现在开始担心什么都太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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